杨金贵

我们都曾是孩子，孩子的表演能力远比家长想象的丰富，其与生俱来的撒谎能力在日常运用中更是得心应手，比如不想上学就会表演肚子疼、头疼，想得到表扬就会表演乖巧听话爱读书，不想听家长的唠叨教育，就表现的垂手而立、痛心疾首，一副知错就改的模样。

许多家长与教育者执着于用爱与赞美包裹孩子的童年，尤其一些家长经常自信的认为“我家孩子只是淘气”，“我家孩子不会撒谎”，“孩子能有什么坏心思”……试图以理想化的善意浇灌出纯良的灵魂。然而，这种过度美化的教育视角，恰恰可能掩盖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——人性本恶。从荀子的“性恶论”到西方基督教的原罪观，从生物进化论的竞争本能到现代社会心理学对人性阴暗面的剖析，人类文明的共识早已揭示：善是教化的成果，而恶是未经驯化的本能。唯有正视人性中的幽暗底色，教育才能真正具备现实意义。

一、人性本恶：被浪漫主义遮蔽的教育真相

婴儿出生时的啼哭是对资源匮乏的本能索取，幼儿争夺玩具时的攻击性是生存竞争的天性映射，青春期少年隐秘的谎言与叛逆则是自我中心主义的自然流露。这些行为无关道德评判，而是人类作为生物体在进化中形成的原始本能。神经科学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中掌管欲望与冲动的边缘系统（如杏仁核）在出生时便已活跃，而负责理性与道德判断的前额叶皮层则需数十年才能发育成熟。这意味着，孩子的“恶”并非后天习得，而是与生俱来的生存策略。

若一味以“天真无邪”的滤镜看待孩子，教育便容易陷入虚幻的乌托邦。当父母将孩子的自私解读为“童真”，将暴力美化为“活泼”，将谎言解释为“想象力”，实则是在纵容本能凌驾于文明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警示：“对孩子的溺爱，是助长暴君诞生的温床。”历史上诸多反社会人格者的悲剧，往往始于童年时期未被约束的恶念。

二、伪善式教育：对人性之恶的纵容与失职

当代教育最危险的误区，莫过于将“尊重天性”异化为“放任本能”。某些教育理论鼓吹“完全接纳孩子的情绪”，却回避了引导的责任：一个因抢不到糖果而咬人的孩子，需要的不是对其愤怒情绪的共情，而是对攻击行为的明确否定；一名为逃避惩罚而撒谎的学生，渴望的也绝非对其“机智”的赞赏，而是对诚信原则的严肃教导。当教育者用“他还是个孩子”为恶行开脱时，实则是将孩子推向更深的道德困境。
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对人性本善的盲目信仰，可能让孩子丧失应对现实恶意的能力。温室中培育的纯白花朵，一旦暴露于真实世界的风雨，反而更容易被摧毁。心理学中的“达克效应”早已证明：对人性阴暗面缺乏认知的个体，往往陷入“道德优越感”的幻觉，既无法识别他人的恶，也难以约束自身的恶。

三、驯恶成善：教育者的终极使命

承认人性本恶，绝非否定教育的价值，而是为了更清醒地践行教育的本质——以文明驯服野蛮，用理性规训本能。这一过程需要教育者如雕琢璞玉般冷静而坚韧：

（一）建立清晰的规则边界

规则不是对天性的扼杀，而是将原始冲动导向社会秩序的轨道。从家庭中的“饭前洗手”“按时作息”，到学校的“禁止霸凌”“尊重他人”，每一次对规则的坚守都在孩子心中刻下文明的烙印。正如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所说：“为了自由，我们必须做法律的奴隶。”

（二）允许试错，但绝不放任恶行

孩子撕毁书本、欺侮同伴时，教育者需以“零容忍”态度传递明确信号：恶的冲动可以理解，但恶的行为必须承担后果。日本教育家铃木镇一提出“严格的爱”，即在接纳情绪的同时，对错误行为施加有温度的惩戒，让孩子在因果链中学会责任与敬畏。

（三）培养“与恶共处”的智慧

真正的善不是无知的天真，而是深知恶的存在却依然选择善的勇气。通过历史中的战争反思、文学中的复杂人性探讨、社会事件的道德思辨，引导孩子认知世界的灰度，训练其辨别、抵抗、转化恶意的能力。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言：“教育是树摇动树，云推动云，灵魂唤醒灵魂。”

人性本恶的真相或许令人不安，但恰是这份清醒，让教育摆脱了浪漫主义的麻痹，回归其神圣使命——它不是幻想乌托邦的摇篮曲，而是锻造文明之刃的熔炉。当我们将孩子视为“需要被教化的存在”而非“天生纯洁的天使”，教育才能真正成为照进人性深渊的光。

愿每一位父母、教育者都能以理性之眼凝视人性的深渊，以坚定之手牵引孩子跨越本能与文明之间的鸿沟。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在荆棘丛中，培育出真正属于人类的、带着尖刺却芬芳永恒的玫瑰。

杨金贵